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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500彩票
                                                                                发稿时间:2020-05-24 00:02:20

                                                                                去年8月三审时,草案细化了用人单位的防止和制止性骚扰责任,删除了“工作场所”这一地点限定;并明确提出,除了“利用从属关系”,也要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实施性骚扰。不过,到底哪些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和制止性骚扰?三审过程中,邓丽等委员均建议,应细化用人单位主体,明确学校、幼儿园禁止性骚扰的法律责任,“目前性骚扰大多发生在职场、校园和公共场所,特别是在校园和托幼机构发生的性骚扰,为公众不能容忍,也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邓丽说。

                                                                                对于上述修改,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收养条件应当进一步放宽。委员陈文华就提出,“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可以收养,这一款不应该成为收养人的限制,世界上把收养视为一种慈善行为,是一种善举,只要有善心、有能力,没有其他不良的情况,我觉得善举是完全可以的,不应该限制”。

                                                                                去年12月四审时,上述三方面修改建议中,“建筑物管理人主要指物业服务企业”被采纳,四审稿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坠物情形的发生。

                                                                                不过,三审过程中,有的常委委员提出,短信扰人安宁算不算侵犯隐私权?维护私人生活安宁、排除他人非法侵扰,也应纳入隐私的定义中。王超英委员就提出,“用‘私密的活动’和‘私密的信息’来说隐私,是不是太窄了一点?能否把‘生活安宁’也吸收到隐私的定义中去?”

                                                                                不过,有的组成人员也提出,为防止“自助行为”规则被滥用,应进一步严格限定适用条件。曹建明就同时提出,由于自助行为人只有在侵权人逃跑或转移财产、日后难以查找等紧迫情况下,为保全或恢复自己的权利,才能采取对他人财产采取的予以扣留等措施,否则完全可以在事后通过民事诉讼等其他方式向国家机关寻求救济。

                                                                                全国人大代表洪波建议,赋予8岁以上子女探视权。“建议增加规定‘8岁以上的子女,可以通过自己或者他的近亲属请求对他没有直接抚养的父母一方行使探视权’,要对孩子进行同等保护,探视权不仅属于离异的父母的一方,更属于孩子自己”。

                                                                                对此,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三个月期限的起算点不明确,且口头遗嘱仅在危急情况下才适用,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已经能够用其他形式立遗嘱,所立口头遗嘱即应无效,不必规定三个月的期限。

                                                                                “港版国安法”一旦通过,会在香港内外引发何种影响?刘兆佳指出,这势必将在港内激起部分激烈的反弹,不排除一部分人采取极端的“抗争”手段;但另一方面,中央借此展现出的决心和意志也会改变一部分反对派的心理预期,未必不利于香港局面的扭转。

                                                                                新京报:目前网文合同问题大吗?

                                                                                对此,二审中,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自甘风险”原则有利于明确正常开展具有一定风险的活动的责任界限,也能引导公众谨慎参与危险活动。有的委员就谈到,调研中发现,由于担心承担法律责任,有的中小学不组织学生校外活动,甚至不上体育课,“自甘风险”原则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